文革历史包袱为何依然沉甸甸?
2017-01-11 10: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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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堪称一场举世罕见的历史大浩劫!

于幼军去年站在中山大学的讲台上坦言:“极少数人甚至将最近30年探索道路出现的失误或现实腐败、贫富问题,归结到改革开放上,认为原因是离开了阶级斗争的道路,更有甚者,认为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文革,还有一两代人,根本不知道文革为何物”。

于幼军解释自己的开课动机,“我是文革的过来人,我有这个任务,总结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当下,走向未来”。而关于授课和研究的目标,于幼军归纳为要让大家“自觉地拒绝文革、不让文革在新时代穿上一件马甲就粉墨登场”。

对于文革的定论,早在1981年,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有过明确的界定,那份决议被认为是党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按照官方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决议》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回顾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批评了“大跃进”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决议》最大的特点是彻底否定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决议原文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形容文革期间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这份政治文件反映出在邓小平领导下,对毛泽东功过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通过这份决议,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党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后,高层越来越少提到这份决议并彻底反思文革,尤其是1990年以后,党史宣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段不堪的历史。

正是因为对文革反思不彻底,当中国社会矛盾尖锐之时,社会上就会出现反对改革开放、怀念文革的呼声。著名的红色网站乌有之乡曾主导召开了一个1000多人的大会,其操手张宏良做了好几万字的报告。乌有之乡致力于为文革招魂、为毛泽东辩护,是未来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也有人愿意借助这股势力,在中国兴风作浪,大搞个人崇拜,弘扬文革意识形态,并将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诸如贫富悬殊、腐败泛滥、司法不公、道德沦丧等等都归罪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真实意图是挟持所谓民意开历史倒车,把中国再次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十年文革浩劫结束后,邓小平曾宣称彻底否定文革,然而彻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义。所以官方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时间冲淡所有人的记忆,更让中国新一代完全不了解那段历史。

巴金先生生前,一直都在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让后人知道文革的苦难,让经历文革的人深刻反思文革!可惜巴金的呼吁遭到政坛空前的冷遇,后来巴金走了,上上下下反思文革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

怀念“文革”的理由是认为那个社会公平公正,不象今天腐败泛滥,特别是可以随便将官僚打倒批臭,让官员每天战战兢兢!然而,要解决官僚集团的腐败问题,要解决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要解决社会不公司法不公等问题,这种狂风暴雨般的运动手段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选择,最终的结局只是又一批无法无天的人登峰造极,再一次演绎中国历史上已经演绎过无数次的革命。

关于文革的悖论延续至今,我们看到一个怪异的现状: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反思,后来者不甚了了。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老一代三缄其口,新一辈不求甚解。而那些文革造反中出尽风头的人,许许多多变成后来的既得利益者。

在这种状况下,反思文革会很难,文革的历史包袱都是沉甸甸的,似乎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中道。于是,反右只是“扩大化”、大跃进只是“天灾”、文革不过是“动乱”……这些重复的历史悲剧因为反思缺失而绵延不绝,中国一路走来气喘吁吁。特别需要指出,文革造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断层,直接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为世风日下腐败泛滥打下了基础,也为个体良知的匮乏和反省能力的缺失创造了条件。

一个缺少反思精神的民族却到处充斥着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倾诉委屈和哀怨。一路走来,控诉过八国联军、控诉过小日本、控诉过国民政府,控诉过胡风集团,控诉过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四人帮等等,控诉过美帝、苏修乃至国际上一切敌对势力反华势力,唯独只字不提自身对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和苦难,唯独不将每个人置于良心的天秤之上,这或许正是中国历史上战祸不止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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