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牵手再造“大东亚共荣圈”?
2016-12-11 16: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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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亦忱提出一个观点:台湾问题不会是川普外交清单上的首要问题,川普在任内会修复奥巴马搞砸的美俄关系,挖中俄关系的墙角,让中国失去这个战略支撑。然后,在贸易领域算计中国,让中国搭便车的过程结束。中国的外交突围方向,唯有跟日本修好,在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后,中日牵手主导新的“大东亚共荣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亦忱兄的这个观点很有建设性,前不久杨恒均先生也撰文指出: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和平演变,一个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为自己国家、国民的利益,也客观上为了区域稳定与安全,开始谦卑地同美国、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却常常遭到中国舆论的嘲讽!日本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们才满意?日本侵略不对,难道谦卑地打交道,也值得嘲讽?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思维?

中国外交能否转向跟日本修好?需要高层拥有超凡的勇气和智慧,拥有大的战略格局乃至宽广的胸襟。也就是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才能开创中日关系的新未来。

在中国舆论看来,日本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陷于严重衰退,崩溃在即。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日本是一个“小日本”!“小日本”实际上并不小,如今依然还很强大,对世界也很友好!虽然国土只有中国的1/25,但近2亿人口的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竭没落或一无所有的国家。

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日本国民素质连续30多年排名世界第一。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以40家搞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中国内地则无一家企业入围。

中国人所追求的“中国梦”,日本在战后很快就实现了,如今的日本堪称民主法治的典范,也拥有高效廉洁的政府,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仅次于美囯,174个国家给予免签待遇,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堪称世界一流,医疗健康保障也是世界第一,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年轻人就业率几乎是10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30多倍。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不屈不挠重新取得辉煌的时期。李光耀生前认为,不把日本当回事是“愚蠢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引领全世界,但在之后的20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出现衰退,但日本并没有陷入真正意义上的衰落。

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彭定康也曾撰文指出:“日本并没有衰退,自2002年以来,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高于美国和英国;即便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年份,失业率也从未高于5.5%,2012年底的失业率为4.1%;社会凝聚力依然强大;通过巨额海外投资,日本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向全球。日本目前仍然以相当大的优势,保持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从平均水平讲,日本国民的富裕程度至少是中国公民的8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受到西方的封锁和外交孤立,只有日本频频向中国示好,日本也是较早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发达国家。40多年前,日本政客突破国内外各种阻力和历史恩怨,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言和,拉开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帷幕。1989年北京再次陷入西方孤立时,发达国家中又是日本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且突破性促成了日本天皇访问中国,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访问他曾下令侵占过的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总额超过2500亿人民币,这些援助资金相当于今天至少5万亿人民币,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货币总量还不到2000亿元!这些援助资金和350多亿美元的日本协力贷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而且日本的援助和贷款主要用于中国环保、人才培养以及早期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领域。

1978年,中国要搞改革开放,可是中国经过毛时代后,国家一穷二白,没钱怎么办?中国首先考虑的就是日本,但是中国政府早己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于是中国向日本提出借55亿美元,当时日本同意借18亿美元(3900亿日元),但到1984年、1988年、1998年又三次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

这些钱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到1990年,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经济援助国,1997年美国人均对外经济援助为23.2美元、英国是57.3美元、德国是72.2美元、日本是74.4美元,美国援助的是经济落后的盟友、英国援助的是英联邦国家、德国援助的是东欧,而日本援助的重点就是中国。

日本不象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利用中国的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日本政客并不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务实外交路线。近年来中日关系变得紧张,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正追赶日本甚至可以与日本正面竞争,中国不再需要日本。而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与中国有世代之仇,中国强大之日,就是报仇之时,因而反日情绪很容易被舆论挑动起来。

回顾中日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交往史,不难发现一个定式:每当中日官方关系趋冷的时候,中日民间关系就显得相对活跃,从中起到了抑制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作用。中日两国交往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今天人们谈得比较多的中日关系“经热政冷”问题,在一段时间确实存在。而中日民间交往,抑制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使中日经济“热度不减”,也不断为政治上的“冷”加温。

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领导人就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支持。中方在不能官方建交时便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终于促成1972年的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主要来自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进入了“政冷经热”的阶段,日本各大厂商纷纷把生产基地转到中国,以致其国内出现“日本产业空壳化”的趋势。

周恩来生前曾多次强调,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邓小平、胡耀邦生前曾明确提出中日两国要以和为贵。1984年,邓小平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胡耀邦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达人大观,放眼长远”。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即表示对钓鱼岛领土争议“搁置争议”,周恩来还说,现在台湾倒是有一些人挑动钓鱼岛问题,我们不要去理它,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不谈钓鱼岛问题。1978年,邓小平明确继承了这一方针,邓小平在日本说,把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为的是不让钓鱼岛问题成为妨碍两国之间正常交流的障碍。1982年,邓小平重申把领土争端放在一边,解决的办法是两边各让一步,不要妨碍我们做其他事情,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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