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也是一个狂热的“五毛”
2016-11-24 09:14:06
  • 0
  • 11
  • 569
  • 0

我不知道现在的“五毛”到底有没有收入,但我当年给县广播站投稿时,每篇稿件至少可以领到“五毛”奖赏,稍长一点的稿件,可以领到“八毛”甚至“一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五毛”是个什么概念?在我的家乡,“五毛”可以吃到两顿美味可口的豆豉排骨饭,集市上的餐馆里,一份钵子饭一份蒸排骨一份青菜,只需要0.25元!而那个时候,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一年挣工分也只能挣到10元钱。

不满16岁,我就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几乎每天都要在生产队里辛勤劳作,除非连续几天阴雨连绵,生产队长实在派不出活了,才可以在家歇息半天,这种周而复始的疲劳战术,让我很沮丧也很不甘心,更要命的是,我家里那时欠了生产队500多元,这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务,我实在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

那时候,文学创作似乎是我能看到的唯一出路,乡村邮递员不知道听谁说我喜欢看书看报,他每天就把要送给学校和公社的报刊杂志先搁在我家,等我晚上看完,他第二天再来取走,这样美好的阅读时光一直延续了两年多,直到我被选调到公社办公室当文秘。

尽管报刊杂志读了不少,真正要写出一篇可以在地市级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却很不容易,我于是先尝试着写广播稿,因为高音喇叭播出的广播稿听起来要简单很多,没有想到,我写的广播稿很受欢迎,县广播站很快就把我发展成为骨干通讯员,高音喇叭里常常能够听到我的名字,回农村干活的第二年,我竟然收到了几十个“五毛”的稿费,我攒下这笔钱,悄悄买了一个收音机。

那时候拥有收音机,既让人羡慕也让人嫉妒,我和几个小伙伴每天晚上都要聚在一起,蒙在被子里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那种如痴如醉的感觉以后再也没有过。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那时候等同于偷听敌台,一旦有人举报告发,很可能遭遇牢狱之灾!尽管我们常常蒙在被子里听广播,但我拥有收音机的事实还是被人揭发了,有一次,大队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大队书记在台上严肃地指出:我家还欠集体几百元,却买了收音机!没多久,我只能把收音机拿到典当行卖了还债。

“五毛”生涯最难忘的,还是我在基层政府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经历了人民公社解体到乡政府的成立,目睹了集体经济转向家庭联产承包到户的整个过程,参与了培植宣传万元户的美好时光,我利用工作便利,不断地向《湖南日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甚至《人民日报》传递农村改革开放的好消息新变化,有一天,我竟然发现《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我投出去的一篇通讯《五保户喜杀年猪》。

在那个年代,一个专业记者或者是党政机关的专业通讯员要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都很不容易,上头版几乎连想都不敢想,我只是一个乡政府的业余通讯员,我不知道当年《人民日报》是如何选中这篇稿件的,那个时段《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正是开明派胡绩伟先生。这篇通讯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和荣誉,也让我有机会走进大学去学习新闻,并且之后依然在新闻战线工作。

我的转变是在1989年那个特殊的年月,那一年,我采访过大名鼎鼎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也采访过武汉大学卸任校长刘道玉,在北京,我甚至目睹了学潮从开始到落幕的整个过程。那之后,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曾经想找一个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新闻联播的地方,我找来找去,在贵州镇远那个小地方,我独自一人呆了一个多月,从此以后,我毅然告别了长达十年的“五毛”生活,加入了南下闯海的大军。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