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改革明确的受益者？

贫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问题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差距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引起的不公，或者腐败在这个社会大行其道时，贫富问题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三十年前主导改革的邓小平曾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他还发出过警告：“……只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

谁是中国改革明确的受益者？
----中国谁富谁穷之四

美国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谁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明确的受益者？迅速暴富的利益集团既是受益者，又成了社会攻击的“替罪羊”。不可否认，最初的受益者产生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最后纷纷集中到了城市。

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政府的垄断行为逐渐减弱，但仍控制着重要的政治经济资源，这使得富人的成长离不开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政府一直努力试图在维持对经济干预的格局下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形成了权力与经济密切结合且互相依赖的特征。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富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依附获得财富，其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他们与权力互惠的程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实际竞争力。也正是由于富人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权利的交换实现的，所以他们与权力一道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另类竞争者。换言之，穷人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权力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富人所掠夺。

改革开放30年，每一个时期和历史阶段，都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不同的受益者，他们的致富方式以及财富规模各不相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最早的受益者是传统的小业主、小商贩和个体户，他们散落在农村和城市的每个角落。由于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人们对“勤劳致富”的口号还心有余悸，惟有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磨难的群体，为了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存条件，率先转变了“怕富”的观念，敢吃“资本主义”的螃蟹，他们用少量私人资本投入生产、流通以及服务业，直接参加劳动或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以相当原始的方式创造财富、积累财富。

他们文化程度低，但是敢想敢干，不畏艰难，不怕失败，他们激发了社会其他群体的致富欲望，测试并提升了全社会对商人或富人的认知态度和容忍程度。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难以与权力形成密切的结合，何况那一代的权力拥有者并不敢直接与可能被再度“革命”的对象发展某种特殊的关系。

这批最早的受益者没有尝到与权力结合的“甜头”，因而注定了他们难以将财富迅速积累并扩大的命运，当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转向城市，他们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80年代后期，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引入，一批官员“借船出海”或“造船出海”，他们在重新调整自身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凭借着往日的权利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保持或取得了相应的竞争优势。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格局中，迅速完成了财富的积累。

90年代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使富人的队伍迅速崛起并壮大。这种财富的积累，最初是靠侵占被拆迁户的利益以及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迅速增值，随后靠着成千上万购房者和银行支撑的开发暴利，迅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富积累过程并不复杂，先是策划项目制定圈地计划，通过各种关系摆平土地批租方，用最低的首付或零首付取得土地手续抵押给银行，银行贷款支付土地款和开发款。于是，银行自然成为房地产商和土地主管方的“共富对象”，成为其“利益集团”中的一员。银行一旦摆平，钱就滚滚而来。

90年代还产生了一批富豪，他们一不办企业，二不沾新技术，三也没有赶上“价格双轨制”，几乎是白手起家，在短短几年中就拥有几亿、几十亿的财富。他们像变戏法似的把全民财产变为个人资产，在金融圈内或资本市场呼风唤雨，财富积累的速度比火箭登月还快。而在富豪崛起的同时，银行出现了巨额的呆坏帐，证券公司出现了资金黑洞，保险公司出现了信誉危机，国有企业纷纷倒闭。

中国股市同样创造了一批富豪，从最初的“杨百万”到炒“原始股”，再到一个又一个公开或隐性的庄家，中国股市这个无序的“赌场”制造了许多一夜暴富的神话，每一波大的行情之后获利离场的庄家，即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

新世纪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经济也催生了一批富豪，他们凭借敏锐的眼光和对资本市场的把握走在新经济的前列，涌现了一批所谓的阳光富豪。这批富豪的出现，一度改变了社会对富豪的认识和看法。他们与权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一现象引起了权力的不安和惊慌，他们靠个人和市场的力量催生和带动了一个新兴产业，为社会和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更多的生活空间。然而他们也很快选择了投靠权贵或依附权贵。

真正的财富转移和集中是在权力大举侵入经济领域之后，由于掌控财富和权力的人有条件降低制度成本，进而支配更多的资本，使得社会财富迅速积聚到极少数人手中。几乎所有的贪官背后，都紧密连接着一长串的商人，牵扯着或明或隐的巨大利益。

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迅速结成了生死利益同盟，他们几乎渗透到所有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金融资源、垄断资源诸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在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开发建设、公共工程建设、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行业频频出手，攫取和积累的隐性财富或灰色财富令全世界为之惊叹！他们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当今影响中国政策走向的利益集团！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不能放在阳光下，只能拚命挥霍，或者通过各种渠道转到境外。

中国首富黄光裕案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足以证实我们的基本判断，太凡涉案的关健人物，都在精心呵护着黄光裕这棵大树！每一条根茎都向土地用力榨取，使自己肥硕，并为地上那棵罪恶之树提供养分。

无论是仰融还是杨斌，无论是赖昌星还是陈凯，从钢铁大王戴国芳到金融大盗国洪起、冯明昌，再到风云人物周正毅、黄光裕，无一不是以巨额贿赂打通权贵之门，再以国家资本制造一个又一个“亿万富豪”。几乎每个富豪落马都会卷起巨大的漩涡，吞噬掉许多高官。几乎每个富豪背后都站着许多高官，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和事实。

这是资本的原罪吗？不单单是！是权力的贪腐天性借助资本得到了张扬和发挥。长期以来“双轨制”的存在，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仅造成商业权利弱势而公权力强势的现实，也使官商勾结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