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将至谁能够熬到春天?
2017-01-06 18: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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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三位身强力壮的熟人在北京不幸去世,追思仪式虽然选在八宝山,但对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来说,都是悲伤难言,甚至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打击。如此年轻的生命,死于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是否与北京的饮食起居空气污染生活节奏密切相关?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敢任意揣测。

新年伊始,一些朋友发出的新年感言,即使是非常温和理性的声音,也一一遭到封杀和屏蔽。这些朋友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寒冬,有些朋友甚至是死里逃生,他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这块土地上重来一次,然而集结号己经吹响,谁能阻止这股逆流?谁能躲过这场劫难?

昨天惊闻山东省政府一位参事被解聘,这位教授不过是评说了一下某个历史人物,也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在我的印象中,即使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参事也是可以说真话的,如果连一个教授级的参事说真话都犯忌,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我不知道。

连日来,国内接连发生匪夷所思的新闻,除了官方简短的报道,民间评论几乎都不允许。攀枝花官场火拚就不用多说,一个靠街头摆汽球射击摊位艰难谋生的外乡妇人,因为射击摊位使用了6支玩具枪,竟被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判刑3年半。

知道判决结果,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妇人一度犹豫要不要上诉,身陷囹圄两个多月以来,她对自己摆气球射击摊触犯非法持枪罪这件事,并不够清楚。只是担心上诉会花很多钱,会拖累唯一的女儿。甚至觉得,是不是自己早点从看守所去监狱服刑,能争取减刑还能早点出来。

一生省吃俭用、害怕花钱的妇人到了看守所也没有改变习惯,女儿给她存了3800元生活费,过去两个多月,她只花了800元。在看守所,咸菜和蔬菜都需要提前预订,她心里一直有一个担心,担心如果不上诉,就会去监狱服刑,那么之前预订的咸菜和蔬菜就要浪费了。

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曾是她和女儿的栖身之处,房间一张大床,占据了一半的空间。一个柜子,一张板凳,是除了床以外的唯一家具。冰冷的房间,靠着一个小小的蜂窝煤炉子取暖。一台不大的海尔旧电视,是这个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因此外出都不用锁门。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浴室,洗澡需要去附近的公共澡堂,上厕所要去附近的公厕。

我隐隐地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地方,无论是经济还是生存环境言论空间,或将迎来一场久讳的寒冬,或许时间还很漫长,如果没有把握熬到春天,趁早逃离或许不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选择逃离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百年香港曾经是历经大劫难时期中国人首选的避风港,可是如今香港己成我们的囊中之物,逃到香港早己没有意义,很快,香港也将成为一个类似于深圳的城市。海峡那边的台湾也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信心满满的文武将士都在磨拳擦掌,誓言以武力解放台湾。所谓大中华地区,或将一统天下。

不妨把历史镜头切换到30年前的深圳,深圳市罗湖区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开头很寻常,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长,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静,人们望着这个失态的董事长。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没有合法手续前往香港,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潮,还催生了一个职业——“拉尸行”。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他从公社领到了750元。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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